不工作、不求职、不学习最专业股票配资，这样一群年轻人被称为“三不”。
1961年，韩国GDP仅仅只有半岛对岸的三分之一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
但三十多年后，韩国在1990年代迈入发达国家，靠着连续30年、每年接近10%的GDP增长率，韩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，跻身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，并在21世纪后多次位列全球第十大经济体。
韩国经济增长让世界瞩目，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越了我们。
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，从最贫穷国家到发达国家，韩国的汉江奇迹令世人咋舌，它是世界上工业化最快的国家，但增长快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快。
尽管韩国没有出现日本“失去的30年”，但增长并没能掩盖社会问题；韩国处于人口紧急状态，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，也是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，还是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。
毫不意外，它也是发达国家中幸福指数最低的。
和日本类似，韩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赤贫到成为发达国家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人口老龄化，已经让韩国年轻人不堪重负，许多韩国人自称是“三不世代”，不结婚、不恋爱、不生子，甚至是躺平。
韩国的经验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反思的可能：即经济的快速增长，以及西方化的全盘模仿，能否在短短几十年内，彻底改变一个社会的样貌？
答案是否定的。
从数据来看，韩国的青年失业率不到6%，而我们这一数字高达17.1%，二者差值接近三倍，看起来韩国的问题并不严重，但这背后依然隐藏着复杂的韩国社会问题。
根据韩国统计厅8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截止7月份，在韩国15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，不工作、不求职、也不学习的“三不青年”人数达到44万3000人，创下历年最高记录。
这些韩国的躺平族，并非因为疾病或残疾而无法工作，而是主动选择退出就业市场。随着韩国劳动人口的逐渐减少，主动选择“躺平”的年轻人比例反而有所增加。
截止7月，在韩国815万青年人中，有5.4%是“躺平族”，这个比例也是历年同月最高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大部分韩国躺平青年都是没有工作的意向，有75.6%的韩国年轻人表示他们不愿意工作。
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经济研究室室长金光硕表示，当前韩国求职者渴望获得优质高薪工作，但实际上的优质工作机会有限，导致竞争激烈，许多年轻人因对理想工作缺乏信心而选择“躺平”。
这种负面预期使得他们宁愿暂时退出就业市场，也不愿意将就于自己不满意的工作。
韩国年轻人的这一变化，几乎就是国内社交媒体上“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”的翻版。
在这一点上，韩国和我们有着诸多相似的文化背景，同是儒家思想影响，以及私人教育和学历内卷严重，寒窗苦读二十余载，随着稀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，韩国年轻人也开始放不下“长衫”，对工作不愿意将就。
造成这一因素的背后，是汉江奇迹本身。
1960年代，韩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%多，到20多年后，变成了城市人口占70%多，城镇化的过快发展带来了消费和经济的增长，但坏的一面也不是没有。
韩国的产业迭代迅速，从早期工业化、劳动密集型工业、资本密集型重工业，到技术密集型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、各种服务业扩张，这些变化极快，加起来只用了不到半个世纪。
换算下来，大约是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，这也意味着，韩国人不得不频繁遭遇职业变化。
和我们类似，韩国采取的战略也是“先增长，后分配”，韩国对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立场，也可以概括为“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”，以及将社会福利的责任转移给家庭。
这导致韩国家庭承担了几乎全部的社会福利责任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，韩国没有为国民提供社会体系保障，失业的人们最终只能向家庭求救。
家庭，是韩国过去增长和危机到来时的港湾和基石。
但韩国家庭之所以愿意承担原本是社会的责任，主要还在于过去的韩国教育投资回报丰厚；但随着韩国经济增长放缓，社会阶层固化，贫富差距开始拉大的时候，教育、住房投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，韩国家庭开始意识到“这是一场投入和回报不对等的投资”。
于是乎，韩国年轻人率先躺平，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、晚婚、独身、丁克、甚至是不工作等社会现象涌现。
看起来，这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果，但本质上，这也是一个经济体快速增长后带来的“后遗症”，先辈们吃干抹净后，留给年轻人的只有无尽的债务、贬值的学历和越来越高的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。
这一点，不仅仅是韩国和日本，在我国，类似的趋势也愈发显著。
2023年，韩国生育率创下0.72的新低，今年韩国宣布进入“人口紧急状态”，社会的高速增长和增长放缓之间的落差感，已经体现在韩国年轻人身体力行做出的行为选择上。
经济成本带来的各项成本和高预期的未来，都让年轻人在物质基础、自我准备、建立家庭和成为父母方面非常困难，而劳动力市场的挤压和学历贬值，则让一切变得雪上加霜。
而最终让年轻人演变为躺平一族的，可能是福利体系。
不管是韩国还是美国亦或是我们，都没有特别好的福利体系，这导致普通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很难找到体面工作，尤其是在没有福利体系的加持下，生儿育女成家立业的困难程度，也几何倍增。
内卷带来的高度竞争和优胜劣汰，让教育成了一场必玩的游戏；哪怕一个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，但如果这是一场必须要玩的游戏，那么参与者和不参与者的代价，都极高极高。
历史上，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增长，都可能是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。
更形象来说，所谓的“未来”更具象化的东西就是年轻人。
老一辈人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红利，财富快速聚集、工作机会更多的时代，他们拥有体面的工作、优渥的退休金，可社会发展的红利也在快速消耗殆尽。
等到年轻人踏入社会，理所当然，他们有着对未来更好的期望值，可这时由于增长红利的边际效益递减，年轻人的期望变得更高了，但实际上的教育回报降低、好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，叠加生活成本、住房成本的上涨，他们变得更没有动力去奋斗。
个人的努力，受制于一个大时代。
韩国从短短几十年成长为一个发达国家，日本也是同样的经历，但在成为发达国家后，各自的经济增长都开始放缓，此时叠加老龄化的不断蔓延，年轻人在竞争更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寻找工作机会，不仅要面临自身对未来的期望，还要承担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重担。
他们没有做错什么，但却需要背负一个国家发展带来的债务和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，这是增长过快带来的隐性问题。
理论上，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是完美的；哪怕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，也依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经济学家渴望从问题中寻找解决方法。
而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，本质上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，直到趋于完美。
韩国的经验和教训，不仅仅是因为和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曾经历过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时间段。
当高速增长成为过去最专业股票配资，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，可能才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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